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龚鹏程谈传统的女德女教

龚鹏程，江西吉安人，1956年生于台北。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，是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。

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毕业，历任淡江大学文学院院长，台湾南华大学、佛光大学创校校长，美国欧亚大学校长等职。曾获台湾中山文艺奖、中兴文艺奖、杰出研究奖等。2004年起，任北京师范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南京师范大学教授。

导语：

近日，一场校园公益讲座上关于“女德”的演讲言论引发热议，有网友表示“这些言论是对女性的歧视和禁锢”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“三从四德”和儒家的纲常礼教也再次被舆论翻出来鞭挞了一番。中国古代传统中的“女德女教”对女性有着怎样的规定？这些规定何以在现代社会中引起如此轩然大波？

龚鹏程认为中国古代的“三从四德”并不是什么大罪过，也没有束缚女人，古代传统中所提倡的意识、所设计的制度并不是处心积虑在打压女性。之所以现在会造成“大家一方面感叹礼崩乐坏，一方面又学着五四以来的声口，大骂礼教”的现象，是因为现代大众对于中国古代的传统知之甚少，未能领会古人的要义而又故意曲解，导致了对中国古代传统的误解。

对话：

付爱民中国画：《女戒第四·妇行》

凤凰文化：近来关于“女德”的讨论非常热烈，您认为中国古代传统礼俗中的“女德”是什么？对女人有哪些要求？

龚鹏程：

古代对女人的要求，概括为四方面：德、言、容、功。《周礼·天官·九嫔》曰：“九嫔掌妇学之法，以九教御：妇德、妇言、妇容、妇功。”后人说女人要有“三从四德”，指的就是这四样。希望女人要漂亮、会打扮；言语得体，又有手艺，还有涵养。现在讲妇德的人，似有道德偏执，忘了妇容、妇言、妇功。由于现在有人这样偏执地宣扬妇德，所以许多朋友又去骂古人，说他们是把古代“三从四德”这种封建糟粕又搬出来了。

凤凰文化：“三从四德”一直以来被视为封建糟粕的典型代表，能否解释一下“三从四德”在古代有哪些含义？在这次讨论中，您认为对于“女德”遭受批评的主要原因是什么？

龚鹏程：

其实批评者大抵根本不晓得四德就是妇容、妇言、妇功、妇德，所以乱骂。然后大家又痛骂“未嫁从父，既嫁从夫，夫死从子”这种“三从”说抹杀了女人的自主性。五四运动以来，一方面大家不读书，一方面有人故意曲解，所以讲得好像三从四德有什么大罪过、怎么样束缚了女人似的。《后汉书·张楷传》说：“性好道术，能作五里雾。”当年反传统诸公造作出来的迷雾，可比张楷还厉害呢，把人搞得现在还在迷迷糊糊中。

实则“三从”之说出于《仪礼·丧服·子夏传》。讲什么呢？是解释丧服制度的。父亲死了，未嫁的女孩要为父亲服斩衰（把粗麻布斩裁做成上衰下裳）；若已嫁，夫死，妻为丈夫服斩衰，三年。假如父亲去世，母亲改嫁，儿子跟着她。如继父死，儿子要为他服丧一年。此时妻子也同样服丧一年。这就叫做“未嫁从父，既嫁从夫，夫死从子。”为什么儿子要替继父服丧一年呢？《传》说：丈夫死了，妻子年轻、孩子年幼，孩子随着母亲嫁人。继父用他的钱财抚养小孩，让他可以祭祀父祖，尽了做继父的道理。这孩子当然要服齐衰一期。而由于妻子不是原配，这时妻子便跟孩子同样只服丧一年即可。

道理就这么简单，而且通情达理。结果竟被污名化、泼脏水，真不知从何说起。不但这句话不歧视女性、不束缚女性，整篇《仪礼·丧服》还明确主张可以改嫁，而且强调夫妻一体：“何以期也？与尊者一体也。父子一体也，夫妻一体也，昆弟一体也。”大骂“三从”的人，看重的是那个“从”字。以为这个字就显示了古代要求女人顺从、服从的男权暴力。不知道“妻”字从来都解释为“齐”，妻子之地位与人格是与夫等齐的，所以说“夫妻一体”。《仪礼·丧服》还有一句话说“夫妻姅合”，指夫妻两人合起来才成为一个整体。

古代男女相见情形/网络图片

凤凰文化：那您认为现代人对于古代女性受到礼教压迫的印象是怎样得来的？女性在中国古代的地位和生活状态又究竟是怎样的？

龚鹏程：

近人已不熟悉这些古代传统的观念，并在现代意识底下有意地曲解，遂常得出古代女人受压迫，生活局限于闺门之内、礼教之中的印象。这些印象，深中人心，历有年所，且颇符社会革命之需、女权运动之用。因此也很少人能发现它们只是一批画歪了的脸谱，与古代妇女实际的生活大有距离。所以我们有许多关于古代女人受束缚的神话，例如说女人都关在闺房里，大门不出、二门不迈，男女授受不亲，头脸若被男人看见就得嫁给他之类。

宋代王楙《野客丛书》已论证过古代男女相见本不防嫌：“古者男女间以故相见，亦不问亲疏贵贱。田延年以废昌邑事告杨敞，敞惧，不知所云，延年起更衣，敞夫人遽从东厢谓敞云云。延年更衣还，敞夫人与参语，曾以不为嫌。岂惟常人，虽至尊亦莫不然！”（卷一·古者男女相见无嫌）卷十五又说女人卖酒，“即卓文君当垆之意。晋人阮氏，醉卧酒垆妇人侧；司马道子于园内为酒垆列肆，使姬人酤鬻酒肴是矣”。女人开店，自古已然。

女人不只出来做买卖，还出来玩。社会上女人往往“拟饰娼妓，交结姏媪，出入施施无异男子”（客座赘语·卷一），跟现在其实差不多。至于妇女结社，现在发现最早的资料是北朝东魏武定三年。敦煌遗书还有两件唐五代的“女人社”社约文书。宋元明清女人结社，则广及宗教、技艺、经济、游戏等各方面。风俗如此，世家大族反过来要求其女性谨守礼法门风，当然也很常见。但这不是因为世家大族女子愿意被道德礼法束缚，乃是因为守礼愈谨，头脸愈不易被人窥见，愈能在婚媾市场上博得高价钱，身价会愈高、聘娶的对象会愈好，“世希难得之货”嘛！

可是，所谓守礼谨严也者，实况如何？天晓得。分香纳履、待月西厢，各种传奇故事、笔记小说中，故事可多着哪。但实迹虽然如此之多，表面上却仍要维持着一个礼法门风的形象，嫁娶双方才会满意，嫁者得了实利、娶者满足了虚荣。这实利与虚荣，就是生活社会实然的逻辑。在心理上也获得了符合正义满足了伦理规范的道德感，因此大家才会心照不宣、乐此不疲。但是，这样的游戏，不是人人玩得起的，也不是人人有资格玩的。世家大族可以这样规范其族中妇女，其族中妇女也乐于配合，表演着礼法门风（请注意礼法门风的表演性质），可是一般庶民却无力如此。家中贫窘，恃手而活，仅靠男人工作，岂足以养家活口？女人都不免要出来工作，谁又能在家知书达礼、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？出来卖茶、卖酒、卖衫布、卖胡粉，又怎能男女授受不亲，头脸不轻易让人得见？

换言之，传统上对女人主要不是束缚、压迫的。现实生活非常残酷，对女人的保护、尊重，常有不理想之处，确实也是常有的是。但从《周礼》《仪礼》所提倡的意识、所设计的制度看，并不是处心积虑在打压女性。社会真实的生活，更不是“顺从幽闭”那样的神话。

留存至今的贞节牌坊/网络图片

凤凰文化：在这次关于“女德”的讨论中，有人说这就是在给现代女性立“贞节牌坊”，也有人认为“贞洁观”是古代儒家压迫和束缚女性的一种方式，对此您怎么看？

龚鹏程：

当现代人脑海中想象的都是古代幽闭、压抑的女人形象时，也就会痛骂儒家的贞洁观。说儒家反对男女自己自由交往，禁欲、树贞节牌坊。其实恰好相反，儒家是强调男女交往的。《诗经》开篇就歌颂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”。《周礼》甚至设了个官叫媒氏，推动此事：“仲春之月，令会男女。于是时也，奔者不禁。若无故而不用令，罚之。”这就是现在仍广泛流行于各地的三月三上巳活动。许多人还以为这是少数民族风俗呢，不知本是儒家旧制。《论语》：“暮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”的舞雩，也与此有关。据《西京杂记》说重阳同样具此功能：“三月上巳、九月重阳，使女游戏，就此祓禊登高。”

因是制度，故官府会予以推动，不只理论提倡而已。《癸辛杂识续集》载：“南丹州男女之未婚嫁者，于每岁七月，聚于州主之厅，铺大球于地。女衣青衣大袖，用青绢盖头，手执小青盖。男子拥髻，皂衣皂帽。各分朋而立。既而左右队长，各以男女一人推仆于球。男女相抱持，以口相呵，谓之‘听气’。合者即为正偶。或不合，则别择一人配之。”这是典型的“送作堆”，乃该地之正式婚制。女人用头盖遮住头脸，是避免男方以貌取人，要全凭拥抱亲吻以定合否。想结婚，而又无交往能力或机会者，以此法令其有配，取不以目，而听之以气，未尝不是个好办法。正因儒家是鼓励“窕窈淑女，君子好逑”的，所以官府也积极促进男女匹配，提供男女交往空间。

王夫子塑像/网络图片

凤凰文化：儒家思想发展到宋明时期似乎站到了人性和情欲的对立面，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的思想观被世人指为其一大“罪证”，已不仅仅是对妇女的压迫，而是对人之本性的压迫，对此您怎么看？

龚鹏程：

近人不知儒家的那些思想，所以当然又常痛骂宋明理学家要求人禁欲。不知儒者阐扬良知，即取义于好色。《传习录》卷上载阳明语：“圣贤教人知行，正是要复那本体。《大学》说：‘如好好色。’见好色属知、好好色属行。只见那好色时，已自好了。不是见了后，别立个心去好。”这是重新回到《大学》，讲好色，再从人之好色来阐发知行合一。好色与恻隐辞让之心，俱为人之良知良能。故好好色即可以说明知行之合一，恶恶臭，也可以说明羞恶之心。这是孟子“形色，天性”之说的发挥。当时另有一批言论，则上溯于孔子“如好好色”之说。如《情史·序》云：情始于男女，而“流注于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朋友之间，故“《易》尊夫妇、《诗》首关雎、《书》序嫔虞之文、《礼》谨聘奔之别、《春秋》于姬姜之际详然言之”。

这些文献有三个重点：一、正面肯定人之好色。对美色之爱好，被视为是最真诚的表现，所谓“好好色”。故对美色不必避忌屏绝，也不以为好色之心是应该遏抑的。二、强调男女性事为一切伦理之基点，故应扩充此好色之心，所谓“如好好色”。三、情欲伦理学并不鼓吹纵欲，仍是克己复礼式的，反对荡情，主张情要能发而中节。因此它反而与汉人的讲法颇为接近。不过，汉代儒者论性，偏于阴阳交接理论的说明，成为房中性学。明代则比较偏于以具体事例来借事显理，叙男女交合房中之事，以申情欲伦理学之要，故常借小说戏曲来表达。还有一类，则是从气、从情上说。这可以王夫之为代表。

王诗常涉及男女爱情，而且含有性意象。巫山云雨，女怜杨柳倒根栽、男伤筦簟有余清。如此言情，与其心性论有关。他《尚书引义》说：“形者，性之凝。色者，才之撰也。有形斯以谓之身，形无有不善，身无有不善。”形色、气禀既然都是善的，人因形色之需而形成的过恶，便非形色本身的问题，而是形色在与物相交际时，处理不当所致：“故好货好色不足以为不善。货、色进前，目淫不审而欲猎之，斯不善也”。这是从气上说形色之善，认为好色并不是不好的。接着他又从情上说。谓“性自行于情之中”“性以行于情才之中”。情不是性，但性行于情之中，情之重要可知。再次， “人苟无情，则不能为恶，亦且不能为善。”不仅偏于从情可为善这一面说，而且一切功夫都着在情上，心性论事实上就成了情论。大骂宋明理学的人，对这些情色与心性论之讨论，当然又都是不明白的。

现在大家一方面感叹礼崩乐坏，一方面又学着五四以来的声口，大骂礼教。习惯性懒惰、习惯性偏执，对礼乐的内容、女教的实情，不肯稍作了解。雪崩时，没有一片雪花自认为有责任呢！